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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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他正在美国为革命筹款。他是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张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由于多次失败而在辛亥革命时又不在国内，他当时和以后经常被人嘲笑为“空想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至今还有作者在这样说。这些人忘记了当时的条件是何等困难，也忘记了孙中山坚持不懈的精神所起的强大作用——他的这种精神植根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刻信念。

宋庆龄在回忆中评论道，“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我们知道，理想和远见是干革命的必要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是光明的。”①

①同注6。

“百折不挠”是宋庆龄用来形容孙中山的一个词，另一个词是“不息的热诚”①。这是指他对既定目标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而不是指他的性格。所有见到过他的人都能证实，他在危机中非常镇静、在处理个人关系中非常周到耐心。

①《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载《宋庆龄选集》第376页。

有些西方作者在所写的关于孙中山的书中有时给他戴上一些“帽子”，诸如“碰钉子的爱国者”、“勉强的革命者”等。①宋庆龄看到这些总是又生气又好笑。在她看来，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对革命道路的选择——理智的、坚定的、从不怨尤的选择——反映了他所看到并为之服务的历史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是有客观基础的。中国后来确实是通过革命前进的，中国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国家的进步和现代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正在实现。但不是在孙中山生前。

①类此污蔑的一个最新例子是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1985年），特别是其中《死因的委婉说法》一章。该书有不少很重大的缺点，这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有这些缺点，这木书在其他许多方面本来可以说是一本很有用的通俗历史书。

孙中山的伟大正在于他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原有的公式之中或自身所能做到的事情之中。后来被称为革命先行者的他从未因路程的漫长而踌躇不前。董必武曾经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董写道，“孙中山经受了许多挫折，但从不后退，因为他坚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①从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到辛亥革命后胜利回国的16年里，他一直流亡国外。他既没有休息、也不是独处，而是一往无前地工作、战斗。

①董必武着《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载《人民中国》（英文版），1955年4月1日出版。

他先到日本，在中国居留民中组织了兴中会的一个新的支部。他剪掉了辫子。这是明显的造反行动，因为在清朝治下，男子不蓄辫是犯法的。为了便于装扮成日本商人，他穿上西装，上唇留了一撮小胡子（此后成了他在公众中形象的一部分）。中国人后来尊为国父的孙中山这个名字最初也是作为“伪装”而取的。他本名“文”，字“逸仙”（在国外，通用的名字是“孙逸仙”的广东话拼音SunYat－sen），在日本取了“中山”（日文读音是Nakayama）这个日本人的姓作自己的名，后来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他的名字。至今他的故乡称“中山县”，国内许多大街、公园均以“中山”命名，以示对他的纪念。

孙中山自日本经北美至欧洲。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设计绑架。使馆租了一条船，准备把他秘密押解回国。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一种最最残酷的、让人慢慢死去的死刑：“打碎膝盖、砸断双腿、剜去两眼、把全身剁成碎片，使谁也认不出来。”①

①据罗伯特·佩恩着《孙逸仙》（英文），第43页。

在这一绑架事件中，给清政府驻英外交官帮了大忙的是一个名叫马凯尼（旧译马格里）的英籍顾问。30年前，这个马凯尼曾在中国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但为了对付这一中英两国倒退落后分子的共谋，孙中山机智地动员起积极的力量，即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同情。他争取到在使馆内为他送饭的英国仆人，替他向康德黎医生送信求援。康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外科老师，师生情谊甚笃。康又找另一位在香港教过孙中山的老师、热带病专家孟生爵士相助。两位医生先后要求“苏格兰场”（伦敦警署）和英国外交部采取行动，但无结果，于是他们把事件向新闻界公开。

在报纸头条通栏标题和清使馆外群众愤怒抗议的压力下，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爵士终于迫使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

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后，清廷下令通缉孙文，使这个过去的无名小辈一下子名闻全国，1896年在伦敦被绑架及释放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又使他名闻海外。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想到过在“不变的中国”会发生革命。现在人们知道中国在发生革命，孙中山就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和象征。清朝第二次给予孙中山和他的事业出乎他们本意的“恩惠”。

孙中山获释后又在伦敦继续勾留了7个月，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渡过的。他系统地阅读关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始终不懈的积极进取精神也表现在求知上。他总是从不满足地寻找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有用的知识和思想。早在香港求学期间，他就钻研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和思想。从达尔文的学说，他推论出中国如果不使自己适应现代世界的生活就会亡国灭种。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历史向他启示，独立是能够赢得的，皇室和封建主义是能够被推倒的。他不是一个只会模仿的人，他苦苦思索着如何把这些学说和经验运用于中国的路子。

他在伦敦阅读时集中注意于广泛的社会问题。美国激进的单一税制理论家亨利·乔治（1839—1897）所着《进步与贫穷》一书对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看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而土地问题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在这时，他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他曾去访问过伦敦的贫民窟，这可能是受到马克思重视劳动人民的启发。他有没有读过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们没有看到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但我们确实知道，孙中山对于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付出的人命的代价是很清楚的。

不管怎样，孙中山没有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做的那样作出结论：不论在中国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阶级将最后领导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社会。他倒是希望，通过“节制资本”，未来的中华共和国能够避免阶级之间的战争和第二次革命。这个观念包含在他以后形成的“三民主义”中。

有些作者猜测，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他也许曾经遇到过列宁。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是在1902年才第一次到伦敦，而这时孙中山早就离去了。但他确实遇到过其他俄国革命流亡分子，他们的无畏、信念和坚持到底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说，他曾经问他们中的一人，粉碎沙皇制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对方平静地答道，也许要一百年。当对方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十年”。他自我批评说，中国革命的艰巨不下于俄国推翻沙皇，但是同俄国革命者的答案相比，他显得非常缺乏耐心。他在伦敦遇到的俄国人是谁，我们找不到记载。但在巴黎他确是认识了契切林（一个布尔什维克，后来出任苏联首任外交人民委员，在俄国革命同中国革命的汇合中起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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