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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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知识者往往是空谈家，饶舌者；他们获得知识，只是作为一种专业技术，或是作为通常的有文化的标志，而不是为了社会和人生的应用。五四一代不同，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周作人说北大学风“迂阔”，“明其道不计其功”，指的就是对理想价值的追求。但是，他们却并不作启示录式的布道；他们对知识、科学和各种思想的渴望，全出于变革的热情的驱遣。在本质上说，他们是实践家，是蒙田形容宗教改革说的那样，是把“超天思想和入地行为”结合到一起的人们。在五四初期，最流行的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原则。陈独秀分析东西方文化时指出，东方注重形式，西方注重实际，因此积极提倡采用实用主义作为中国的教育原则。许多著名的知识者，如高一涵等也宣传功利主义，钱玄同则公开宣布说：“我始终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五四期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来华，在知识分子群中，进一步扩大了人文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卢梭的人*权理论，尼采、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人道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的融合，共同构成了新的价值原则，犹如初露的朝暾，照亮了广大青年知识者脚下伸展的茫茫前路。

陈独秀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关于直接行动，他的解释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看得出来，这里有卢梭的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直接*”的影响。首创“五四运动”一词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五四精神的总结也提到牺牲精神，其具体描述为“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鲁迅是社会革命实践的积极鼓吹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曾这样两次提到“青年的使命”，其一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再是说：“扫荡这个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世纪末的学者鄙夷世纪初的战士，说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其实，自从发出反叛的第一声战叫，他们就在一面前进，一面开拓和创造。这些先行者，他们始终以宏放的眼光注视着未来；但无论新梦如何辉煌，都不会离开时代问题，停止当下的战斗。要扫荡的旧物太庞大太沉重了。然而，即便在那般恶劣的环境，大批的青年知识者，依然怀着奔赴的热情，创造他们的新生活。他们组织工读互助团，广泛开展大众教育计划，比如组织讲演、讲座，散发自行印制的材料和普及杂志，为工人和穷人的孩子开办夜校，创办免费普及学校等等，在全国掀起一场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的活动的热潮。北大有一个名为“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团体，创办于1919年，在艰困动荡中竟然坚持到了1922年。为了社会改造，他们是怎样耗费着青春的生命！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难道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带贬义的语词吗？何况，他们还不仅仅是乌托邦主义者！现在的犬儒，居然有勇气讥笑五四是一个没有建设的时代，—世界上有什么创造比精神的创造更富有价值呢？有什么建设比人格的建设更为重要呢？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7）

周作人为新文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人的文学”。许多作家，包括鲁迅在内，也都如此概括自己的写作基调：“为人生”。这是普通人的人生，既属于大众，也属于个人。五四关于个性解放的宣传，同“*”和“科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带有革命的意义。此前，中国人什么时候曾经争得独立的人格？虽然不能说五四时人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但是，至少先觉的知识者，已经能够使自己从权力的阴影和群体的包围中脱离出来，而有了自己的选择了。胡风把五四精神引申为“平凡的战斗主义”，“平凡”就是人生的，实际的，经验的；正如他所说，这里有着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真的凝视”。五四的人文主义，首先是集问题的焦点于现代人的生存，以此出发，作为对西方理念、传统文化、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的评判的基点。在对“国粹家”的批判中，鲁迅写道：“问题不是我们能否保存国粹，而是国粹能否保存我们。”的确，“保存我们”是第一义。所以，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目时，鲁迅的答复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等于交了“白卷”。他附带说明了理由：“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他要的就是这“实人生”。他说不要“鸟导师”，要“韧”，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要“个人的自大”而不要“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就是因为这“实人生”。他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问“娜拉走后怎样”，也都因为这“实人生”。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其实，他一生的著述，都在重复着这段话。对于他，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重要的惟是“实人生”。

在运动的盛期，胡适打从旁门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去了。这是一支不和谐的插曲。为此，颇为革命派所诟病，认为是对中国青年的误导，转移了学习当代科学的注意力。对胡适来说，却并不认为有违运动的精神。他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引入国故研究，提倡疑古主义；企图在中国文化史上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除了撰写像《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样自称为“开风气的作品”以外，他还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研究神会和尚，改写禅宗史，校勘整理相关典籍，为其恢复名誉，把它们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的确，其中是包含了运用西方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尝试在内的。这样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事件，当大有益于混沌荒芜的中国学术界。但是，学术实践毕竟不能算作完整的社会实践。至于它在整个社会改造中间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知识分子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革命？其“专业性”和“业余性”的关系到底如何？胡适遭逢的革命—学术的两难境遇，为后来的知识者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不过，胡适本人对此是有过反思的。他认为其中有“教条主义”的危险倾向，后来还告诫青年说：“这条故纸路是死路。”综其一生，无论为著作家，为教育家，为政府官员，都无法摆脱人生的意义的纠缠，因为这是同他所曾经参与领导的运动连在一起的。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8）

对于五四运动，胡适多次强调，对发现的意义，认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总结道：“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新的批判与探索的现代历史方法论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这场肇始于1915年，有时亦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新潮’的新运动，都引起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共鸣，被看成是预示着并表明了一个古老民族和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

五四的最大成就，就是造就了大批新人：现代知识分子。

在一个处于生死转换途中的大时代里，每一个为之奋斗的人都是英雄。这批向二十世纪走来的使徒，内心无不充满一种道义感，一种近于神授的不满情绪，理性而激情，怀疑又自信；它们谴责所有的教义，亵渎所有的神圣之物，反对宿命论。置身于社会的潮流之中，感受到世俗的一切苦痛，却不甘沉沦；它们相信进化，为进化所推动，又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勇于进取，敢于牺牲；大胆幻想，富于远见，既属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是那种面对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一座乐园的人。它们是*者，社会的反对派，叛逆者，偶像破坏者。他们走在社会变革的前面，以思想激进和天生好斗的个性，而常常被人们当作无事生非的肇事者，冒险家，谵妄者，精神失常的人。正是这样一批以“新青年”自命的人，具有自由天性的人，彻底抛弃了奴性的人，如此完美地体现了一种沉埋已久的民族精神气质。春秋的百家争鸣，盛大的汉唐气象，都曾经为这种精神气质所涵养。“五四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创造的精神。

知识分子凭借着这种精神，使自己成为一股真正的自治力量而发挥作用，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施以决定性的影响。蔡元培明确主张大学“自治”，认为“教育超乎政治之上，不受政治控制”。他提倡教职员治校，学生和教师之间保持个人关系，教授可以私人资格发表政治主张。在知识界，人人各行其是，自己组织社团，自己创办报刊；产生意见上的分歧，也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用鲁迅的话来说，仍然是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所谓“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作为“自组织”，五四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连这种*、开放的管理方式，也是由自己创造、争取并且加以维护的。他们通过自治，把知识分子能量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按照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公式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完全的决定论；即便承认后者的反作用，它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其实，观念、计划、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其中即包含着现在可以进入交换过程的价值或整个价值体系，它们带来许多新奇性因素。知识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发展，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环境的支配中解脱出来。五四知识分子以其高度自治的有效性，为“观念生态学”提供了一个范型。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中国的专制政府在专政和*两个方面提供了经验，有两个传统与此相关：一是士大夫传统，一是农民传统。从生产关系的意义上说，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其实是一副“对子”，是属于土地的，野蛮的，暴力的，占有的；由于长期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只能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依附阶层而存在。这样两个传统实际上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稀少，构不成一个传统。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遵循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路线而取得的，这在历史教科书上早有定论。五四知识分子则完全改道而行，它们凭借城市市民阶级的成长背景，以西方的现代科学观念，反对和改变绅士阶级—士大夫阶级的儒学价值观和方法方式而取得了传统的突破。他们是一群破茧而出的自由的飞蛾，赴火的飞蛾。从此，知识分子传统与农民传统两大传统的对立局面才告真正形成。

正因为有了这样异质性的意识和物质力量的出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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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1）

五四期间访问中国的杜威，对这块急剧变动的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和斗争于其上的知识界同行充满了礼赞之情。1919年6月，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作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这个时代没有到来。

启蒙思想者们面对的社会太黑暗，太*，太贫困落后了，他们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问题—而不是观念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但是，由西方观念所唤醒的国民，首先是知识者自身，对变革的期待已经变得十分急迫。这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急躁症。这时，苏俄政府决定放弃在华租界的消息不断传来，使亢奋的知识者看到了新的方向。在启蒙运动中，各种派别无论如何宣扬个人的价值，同时也都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且，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运动，原来便带有双重的社会实践的倾向，于是以五四爱国事件作为转机，文化激进主义开始演变为社会激进主义。这时，知识者更加注重西方—苏俄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和吸收。由于苏俄对西方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加上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宣传，知识界开始一边倒，坚持维持其在华特权政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社会改造的方案和经验，逐渐失去市场。思想这东西，原本处在一种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多元互补的状态，后来也就随着党派斗争的进行，而趋向于偏胜和封闭，成为二元以至一元的了。一直潜在着的民族主义迅速上升，与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结合在一起，代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1920年代的思想主潮。

五四运动时知识社会—市民社会是漩涡的中心，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的震荡，不过是同心波而已。及至五卅运动以后，工农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时，全国的政治重心发生位移，国共宣告合作，南方成了革命的策源地。当学生运动的火焰刚刚点燃，政党只是配角，等到蔓延开去以后，便与学生组织建立各种联系，争取吸收学生入党。随着政府的*，左右派别的冲突，大众斗争的规模化，学生的政治兴趣大大增强，积极参与政党的组织工作。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无论何种派别，也都在国民革命军的炮声中纷纷南下，向政治势力靠拢。＇1＇走俄国式道路，这本身就意味着暴力革命、集权主义，意味着新生的脆弱的知识分子传统，必然为根深蒂固的农民传统所吞并，从而丧失独立的地位。

苏俄著名的流亡学者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在我们这里，革命是精神文化的危机和精神文化的压迫。”又说：“社会革命者是文化上的反动派。”革命与文化是否真的如此势不两立？革命是否必然导致精神文化的毁灭？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公理呢，还是仅仅因为这位流亡者为革命所抛弃—或者说革命为他所抛弃—时发出的呓语？

但是，无论如何，新文化启蒙运动被迫中断是一个事实；并因此造成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损伤和萎顿，也是一个事实。对此，胡适后来作了这样的总结：“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次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大陆学者李泽厚也曾有过一个后来变得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救亡压倒启蒙”。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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