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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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1977年，当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之后，电视机这个闪光怪物就以疯狂的速度进入了市民的家庭中。这样的情景是屡见不鲜的：夜晚六点半钟左右，在上海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里弄里，人们一早就放好了他们因多年磨擦而显得油光铮亮的竹椅、竹榻，焦急不堪地等待着瑞华坊或某某坊居委会某个老太用钥匙打开安放电视机的箱子，然而，目不转睛地观看当年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

戴着宽大墨镜的麦克·哈里斯老兄出现在《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部美国电视剧中。

这个电视剧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内容也乏善可陈：一个半人半鱼的家伙基本上无所不能，尽管没有《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那么伟大，但也算是七十年代末人类的一个小小救世主。他的一个独特标志，就是在英俊的脸庞上笼罩了一付墨镜，这付墨镜成了这个海洋底下来的家伙的重要标志。

七十年代末，经受了电视机文化反复熏陶的上海的青春男女向麦克积极靠拢，他们人人都以脸上戴上一付麦克式墨镜而自豪，与此同时，时刻提防上海警察捕捉的最早的市场经济先锋战士，从遥远的广州以“投机倒把”的方式长途贩运而来的廉价墨镜更是起哄了这股时尚之潮。有意思的是，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仿效着麦克老兄的时候，他们中不少人还将商标别有用心地保存在这付廉价的南方墨镜上。

但正是此举激怒了中国的左派布尔什维克，逻辑地，也激怒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他们称这是〃盲公镜现象〃，他们说表明了上海年轻一代的绝对无知，而这种绝对无知将使红色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

叫作西蒙·雷伊的美国记者在《改头换面》中的评述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判断：

迄今为止，这种开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长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迅速地取代在毛主义盛行年代煞费苦心培养出来的自信。

在上海的民间社会，在上海青年的亚文化圈子，人们并不在乎左派布尔什维克或西蒙·雷伊的理性判断，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时尚之路，继续在七十年代末表现各自的〃酷〃、〃IN〃和〃炫〃，虽说，这时候的时尚确实有些盲目，说到底，传递的只是某个西方影视明星对中国青年肾上腺的一次刺激而已。

刺激没有停止。

“独眼龙〃也出现在七十年代末，是日本人对上海的青春男女推动了这次时尚战事。

在上世纪中叶已经完成前工业革命的日本，这时已经从它温热的子宫中向全世界提供着它成熟的卵子：你看到了本田摩托、丰田轿车、三菱电梯、富士胶卷、JVC彩电种种种种了不起的玩艺儿。在上海，极小部分市民已经通过东芝冰箱而领略到了日本高科技的妙处，大部分市民被日本文化感动的则是它的收录机。

上海南京西路995弄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

这是1979年的5月时分。

桌子上摆放着一台三洋牌单喇叭收录机，那刻，它正放送着邓丽君小姐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请点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潘继章先生显然完全地沉浸在邓小姐甜美的歌声中，对他来说，当他的耳朵告别了多年如一日的《阿瓦唱新歌》之类的旋律，当一个叫邓丽君的女生带着全新的感觉走入他的生活，那种旋律、声线、配器共生的美感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无法言说，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与桌子上这个状似“乌龟壳”的三洋单放机密切相关。他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二十多年之后，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购买三洋单放机、播放邓丽君歌曲的点点细节。

潘继章的感受并不孤立。那时，众多上海男女青年纷纷将看似〃乌龟壳〃的日产单喇叭收录机买回家，而更时尚、更前卫的男女则拎着两喇叭或四喇叭的日产收录机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在上海的人民公园、复兴公园、虹口公园中，你会看见那个时代“酷毙”了的家伙，在草地上打开着日产两喇叭或四喇叭收录机，随后忘乎所以地舞蹈着。与此同时，在上海许多公园相对隐秘的角落中，你还会发现不少上了年纪的城市男女，正拎着单喇叭、两喇叭收录机在进行英语对话，这种角落后来被敏感的媒体称之为“英语角”，而那些在“英语角”中勤奋出没的男女，有许多在更为开放的八十年代早中期纷纷远渡重洋，发誓再也不回这个他们从内心深处厌恶的城市，当然，二十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重返上海，并对上海的变化产生了种种的惊叹，这是另外一回事和另外一种情感。

1979年，伴随着三洋收录机播放的“靡靡之音”，人们还看见了一条条裸露的美腿，以及，1979年的地下时尚：超短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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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哈里斯老兄，邓丽君歌声中摇曳的超短裙（2）

在论及超短裙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还应该作一个回望，我们还应该回头一瞥遥远的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那时，有一条裤子吸引了我们的视线，是喇叭裤。如果你对上海时尚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条将裤管放大到遮住整双鞋子的裤子，是对六十年代前中期的小裤脚管时尚作了一次真正反动。小裤脚管突出的是裤管下面那双如同鬼怪式飞机造型的皮鞋，喇叭裤却试图遮蔽一切，试图表达一种放荡不羁的美感。

对上海来说，喇叭裤时尚并非源自西方，源自总是喜欢诱人堕落的资产阶级。某种意义上，被朗诺·斯里马达集团在1970年不幸推翻了的西哈努克亲王，他成为在中国大地上普及喇叭裤的第一功臣。因为，正是通过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各地巡游的系列记录片，中国人民、上海人民才质感地获得了喇叭裤的视觉冲击。

普及喇叭裤的另外一个人物是美国嬉皮士青年科恩。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之后，从名古屋来到中国的科恩穿着一条大大的喇叭裤掠夺着中国人民的眼球，面对中国智慧的政治家周恩来，科恩曾发出了这样的提问：你怎么看待西方社会的嬉皮士？

他其实想问的是：你怎么看待我脚下的这条喇叭裤？

一条让彼时红色中国惊恐不安的喇叭裤。

就这样，上海的青春男女在自己的家中将裤脚管一一放大，这中间又随着各人的时髦勇气的高底产生出“大喇叭裤”与“小喇叭裤”的两大派别，所谓“小喇叭裤”这一派，走的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时尚线路，他们要有70年代初期的时尚感觉，但又不希望这种感觉过于挑战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而“大喇叭裤”这一族则管不了这么多，他们将裤脚管放肆地扩张到盖住整将皮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让它成为了一个“扫把”，在上下失调的裤子比例中他们感到了时尚的快乐。

如果说上海的青春男女以喇叭裤作为七十年代早中期的时髦，那么，超短裙则作为上海女性的单一时髦而被他们广泛追逐。

超短裙时尚也可以追索到更久远的年代。

那时，城市正被革命浪潮所覆盖，人们正被红色的乌托邦理想所淹没，“文化革命”改变着普通男女的基本人性，还意想不到地使得上海的青春男女中的某些特殊分子的欲望得到彻底的释放。

“拉三”迂回曲折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中。这些过于勇敢地对待情感、对待生活的上海小女子，坊间时常流传着她们被一碗阳春面就干脆利落打倒的城市故事，这与今天她们的同道在“金色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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