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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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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作者：朱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梁思成。他在1931到1948年间，回应激荡世界的现代建筑潮流，和同仁们通过建筑史的调研和写作，构筑起“中国建筑”体系，并积极思考该体系向中国现代建筑转换的可能。而在1949到1959年间，他深陷新中国政治运动的漩涡。为跟上形势，他频繁进行自我否定和改造，有时也将批判矛头指向同道。他的思想历程充满急剧的扭转、中断和切换，到最后彻底迷失。他构筑起的“中国建筑”体系也在任意化的政治潮流冲击下分崩离析。

本书以大量新史料追溯梁思成的心路历程，探讨中国现当代建筑发展与政权更迭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那段历史远没有结束：政治任意化导致的建筑任意化，仍然主导着今天中国的空间图景。

作者简介

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任助理教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候选人。他于1990年获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工学学士，2001年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200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硕士。在进行建筑实践的同时，他还通过写作广泛探讨当代中国建筑和城市问题。

2010年，由《南方都市报》及八家中国建筑媒体联合主办的“中国建筑传媒奖”评选活动，将首次设立的“建筑评论奖”授予朱涛，表彰他过去十年的写作，以及在建筑的专业解读、空间的社会关怀和历史性反思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书摘正文

第一篇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

第一章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

（1931—1946年）

梁思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我们熟知的。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梁思成在政治上相信，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是其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在文化方面，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它有复兴的潜力。这两种信念紧密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梁思成一生的建筑事业。在1931—1946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集中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他们努力想通过“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证明中国古典建筑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等建筑体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文化品质，是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那个时期的梁思成还认为，中国传统木建筑框架体系与20世纪在西方崛起，并在世界迅速传播的现代建筑，在原理上有共通之处，因而它有向现代转化的可能—这构成他当时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动力之一。

但要深入读解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仅仅重复他的民族主义信念、动机、动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他是如何做的，即他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等。由此，本章尝试：将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放在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背景中，考察两者间的关系；考察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中，理论构筑与实证调查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更贴近的读解方式，考察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筑史研究中蕴含的丰富性和矛盾性，而不是一味强调其系统性。

第2节：一、从观念到方法

一、从观念到方法

20世纪中国史学革新的首要特征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11902年，在《新史学》的开篇，梁启超这样论述史学与民族主义的紧密关系：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2

梁启超这种史学促进民族主义的信念，与19世纪晚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密切相联。历史进化论源于18世纪晚期德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演化的过程；永恒不变的理想和法则是不存在的，人们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语境中，通过考察过去，来明察现在和预测未来。到19世纪中晚期，历史主义又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进化论史观，该史观在总体上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线性，由低到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在具体论述时，它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衡量各单位的先进或落后，提倡相互竞争与适者生存。对梁启超，以及很多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家来说，这种学说极有吸引力，因为它既能解释世界局势的变迁、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没落，也能成为他们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力图促进中国再次复兴的理论基础。3“进化”成为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关键词。他在《新史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中，以三个层层递进的定义来说明他的史学“新”之所在：史学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换句话说，梁启超“新史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叙述，把人和社会进化的道理讲出来。在第三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梁启超再次强调历史进化和人种进化的直接联系：“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梁启超进一步说，在各人种中，那些“非历史的”，即不会总结自己历史的人种，就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4总之，梁启超深信，在民族—国家的进化过程中，史学的发达起着巨大推动作用。此时，梁启超推广的主要是进化史观，尚未将进化论发展到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

这里我插入一个有趣的问题：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中常有一些生物体隐喻，是否可直接理解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呢？比如，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介绍中国木构建筑时，口气就像达尔文在讲某个“物种”的起源和进化：

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然后于明代初叶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虽然很难说它的生命力还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书所述及的三十个世纪之中，这种结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机能5

第3节：

一些学者确实将这种文字直接与生物进化论相联6，但我认为不应轻易下此判断。因为，以生物体的生长衰落来比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自古就有的手法，其中起里程碑作用的人物是被称为“艺术史之父”、“现代考古学奠基人”的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J。Winckelmann）。他在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derKunstdesAlterthums）中将艺术发展过程归纳为类似生命的循环周期，每一周期都有“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四阶段。以此为模板，他将古希腊雕塑发展划分为四阶段：旧式风格（OlderStyle）、盛期或宏大风格（HighorGrandStyle）、美丽风格（BeautifulStyle）、模仿者风格（StyleoftheImitators）。7这个划分通常被认为是艺术史写作上首次将艺术发展界定为有机的生长—衰落过程。尽管也有学者争辩，温克尔曼其实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一些古罗马作家对希腊雕塑的论述8，但温克尔曼的重大意义不容忽视。他的写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后一批18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系统地发展出“历史主义”理论，构成西方现代历史写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历史主义到了19世纪中后期才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我将在其他篇章中详细探讨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的关系。总之，就梁思成文字中的生物体比喻，尤其他对中国木构建筑发展的四阶段划分（“发育”—豪劲—醇和—羁直）这点上，我认为系统考察温克尔曼和西方历史主义史学观的演变，远比直接类比生物进化论更有意义。前者可以帮助我们回溯西方现代史学的思想脉络，而后者只能停留在一个浅白的打比方层次上。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进化论作为一种史观，被用来考察社会和文化的演变，构成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有力批判。但它长时间停留在较肤浅的生物学隐喻层面，直到1910—1920年代发展成一种史学方法论后，才促进了中国史学的更深刻变革。x米x花x书x库x ；http：www。7mihua。com

在1910—19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史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从重视史观的改造转变到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改造。王国维、胡适、梁启超（图1—图3），以及稍晚些的傅斯年，成为这一趋势中的四位代表人物。

王国维的史学贡献，由陈寅恪精辟地概括为三点，都与史学方法论更新有关：“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第一点，也称“二重证据法”—将实物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最为人称道，因为它是对中国传统学者，尤其是对乾嘉以来的学者只专注文字考证的治学传统的重大突破。这三点中有一个共同倾向，也不容忽略，那就是王国维力图贯通中西学术的努力，而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成分。后两点毋庸赘言，仅就第一点来说，1900—1920年代，一批西方汉学家、考古学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和法国的伯希和（PaulPelliot），频繁来到中国，他们虽对中国文献的钻研相对较弱，但在中国领土上积极挖掘，频繁发现各种珍贵史料，这无疑极大地启发和刺激了一批中国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对外国学者工作方法和成就的直接回应：他直接吸收了西方现代史学中的实证科学方法，与中国的文献考证传统结合，这一改革使他成为促进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关键人物。9

我们知道，中国营造学社在1930年由朱启钤创立伊始，仍沿用乾嘉治学传统，专注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考证工作。1931年梁思成加入学社，就任法式部主任，以及1932年刘敦桢到任文献部主任后，从根本上改造了学社的研究方法，开始了下面十几年的文献考证和古建筑遗物调查相结合的建筑史研究工作。梁思成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初稿中明确称他的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于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10，这显然与王国维在1920年代开始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思路一致。陈薇和赖德霖两位学者都曾撰文，认为梁思成、刘敦桢及其同仁在建筑史领域中传承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11但究竟是梁思成及其同仁直接受到王国维的影响，还是“二重证据法”已经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成为大势所趋，而梁思成和刘敦桢自然地融入到这种潮流中去？我倾向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不管怎样，我认为与其抽取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某个孤立的点，来推测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之间的联系，不如整理出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考察它与梁及其同仁的建筑史思想之间的种种可能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得到更全面、准确的认识。

第4节：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史学界确实是个创举，对后人也有巨大启发，比如，傅斯年在1928—1937年的考古发掘就可看作是王国维工作的延续。但王国维在方法论更新上却没有系统论著。相形之下，胡适的理论成就更为突出。在胡适心目中，他的老师杜威就是西方科学主义、科学方法的代言人。在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时，胡适特别强调它“不是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而是一个“哲学方法”。胡适把这方法概括为两步：一是“历史的方法”，二是“实验的方法”。12所谓“历史的方法”，胡适在1919年的《实验主义》中解释，西方哲学界在考察历史演化上，一直沿袭黑格尔的观念，直到实用主义一派哲学家，才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出一种新方法，叫“thegeneticmethod”，胡适译为“历史的态度”或“历史的方法”（有学者译为“发生学方法”，我认为更准确）。按胡适的说法，该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13。tenluo

换句话说，研究历史，就如同研究生物进化过程一样，考察事物的发生原因、条件、成长过程与后果，并以此来确定其意义。那么，同是研究历史的“演化”，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杜威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thegeneticmethod”区别在哪里？杜威实际上将黑格尔与达尔文“嫁接”在一起。他仍保留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持续进步的观点，但清除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由某种内在意志、本质和理想驱动的目的论（teleology），转而采纳达尔文的经验主义方法。14杜威认为思想家应从追求本质、追求在智识上一劳永逸地把握历史规律，转到持续不断地关注具体事物的发生和变化，来确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15

所谓“实验的方法”，胡适说包括三个方面：从具体事实和状况，而不是从玄虚命题入手；将一切学说、理想和知识都当作待证的假设，而不是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必须用实践来检验。简言之，“历史的方法”专注于考察事物的前因后果；“实验的方法”则是指在工作过程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6

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学术上的体现，可见之于他治哲学史的准则：对史料的仔细考证是史家的首要工作。在这方面，他认为中国清代的考据和现代西方的科学研究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一个实证的方法—“拿证据来！”17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胡适认为学者要做到“明变、求因、评判”。“实验主义”反映到胡适对政治问题的探讨上，就是他所谓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空谈抽象的概念、理论，而是“历史性”地界定问题和探求具体解决之道。不要指望通过革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18

胡适对方法论的重视为中国史学发展注入了新能量：一旦进化论成为方法，中国史家们就不再仅仅打浅白的生物学比方，或泛泛谈西方文明在现代的优越和超前，而是可以深入考察各文明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先进或落后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可以相互比较，贯通中西文化。借助现代方法论，对旧有传统重新进行解释，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点，以促成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正是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动机。19

第5节：

胡适影响了一批中国史家，也促进了梁启超的转变。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启超赴欧考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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