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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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国际竞争并不等待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有力的、决定性的措施以便使我们的工业能在以后数十年间满足俄国以及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或者应该在我们的影响之下——的亚洲国家的需要，那么，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外国工业就会突破我们的关税壁垒，在我们的祖国和以上提到的亚洲国家中立足，并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上的落后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

维特不顾一切地试图实现他所想望的工业化。他采用金本位制，给予某些工业以津贴，给外国资本家以特许权，在国外募集大量贷款，并设立很高的保护关税。俄国工业在这些刺激下确取得了良好进展，但整个国家与西方相比仍明显地、令人痛苦地落后。　1897年1月的统计数字揭示了人们所熟悉的所有不发达的症状——文盲率高、婴儿死亡率高、按人口计算的公路和铁路的哩数很低、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也同样地低。

俄国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正在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各国。例如，它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在20世纪初突然上升，但仍赶不上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俄国愈是试图迎头赶上，便愈是落后。同样使人惊恐的是，俄国社会多数成员从根本上反对维特的工业化纲领。不仅心怀不满的工人是如此，农民和土地贵族也是如此，因为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而土地贵族生来就希望保持其传统的土地制度、憎恨上升中的资本家，无论他们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因而，维特成为沙皇的一个政治包袱，于1903年8月被免职。他的免职使沙皇俄国的致命的困境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渴望工业化的西方的物质成就，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偏爱本国的农民传统。关于这一矛盾的结果，有位高级官员在1914年2月准备的、关于与德国的战争的含意的一份备忘录中作了描述。他强调了俄国工业的“未发达的状况”、国家“对于外国工业的过于巨大的依赖”、“技术的落后”和“战略铁路网的不充分”。他下结论说，战争将象在1905年那样带来失败，而失败又将通过被唤醒的群众而带来革命。

立法制度和知识分子反对党在人民的眼中缺乏真正的权威，将无力阻挡由他们自己唤起的民众的潮流，俄国将被抛入无法预见其结局的没有希望的混乱之中。

第十四章　中东

无可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的所有社会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地不同。诚然，受到影响并作出反应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可是，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期间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忠诚的一个聚集体。我们在第三章中已提到，这帝国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神权国家被组建起来的。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正教居民群、罗马天主教居民群和犹太居民群——能在他们各自的教会领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纪以来，各种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种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川一直以自治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每个居民群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

这一松弛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种种文化和环境。因而，西方对奥斯曼各地确没有相同的影响。所以，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必需考虑各种地区环境和各种地区反应的明显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将不是整个地考察奥斯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拥有占优势的基督教居民的巴尔干半岛、拥有居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亚细亚和拥有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最后，我们还将考察波斯王国的某些重要的发展。波斯王国构成近东的一个重要成分，尽管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常常以为，这些世纪是暴政未得缓和的世纪，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解释未能说明实际的事态发展的原因。巴尔干的各种民族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之中，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他们给土耳其人所带来的麻烦原可能超过他们实际上带来的。然而，在早期的世纪里，土耳其人在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时并不比统治亚洲的穆斯林臣民时更麻烦。

解释在于，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收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然而，18、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急剧地改变了。这一时期中，由于土耳其的势力和实力已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起。

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因此，随着18、19世纪期间商业、工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西欧对进口粮食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这些商品的出口又转过来有助于巴尔干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长。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要量和产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现干半岛各地，时常是出现在孤立的山区；在那里，工匠们能在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其行业。因此，商业和工业的兴起还有另一激响：它们促进了沿达尔马提亚海岸、阿尔巴尼亚海岸、伊庇鲁斯海岸和在爱琴群岛中间行驶的商船队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运走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的产品，通常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黑色火药。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本来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因为奥斯曼的统治这时已变得无能、腐败起来。商人和海员旅行到外国，并时常侨居那里，他们不仅把自己在国外所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的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不用说，他们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的前途和他们的同胞的前途取决于尽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的梦魔般的压迫。希腊商人约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叹的话可代表这种看法。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发财；当居住那座城市时，他对处理商务时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很深。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讲秩序，也不讲公正。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穷困，而不认识到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们除了只是破坏外，不创造任何事物。愿上帝将他们毁了，使希腊可以成为基督教的，使正义可以占上风，使政府可以象在欧洲一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益而无须担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对巴尔干的民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而且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和外部世界之间起了中间人的作用。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都促进了其同胞的智力发展。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本国语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当时的一个新教传教士抱怨说：“希腊的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腊人后裔中有才华的杰出人物，习惯于呷吸伏尔泰和卢梭的毒汁，因为后者的著作已被翻译成现代希腊语。我遇到过一些希腊人，他们热心地为自然神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学说辩护。要对付他们的诡辩，需要才能。”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景象印象极深。一个当时的希腊革命者证明：“总的来说，法国革环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们开始采取使自己获得解放的措施。”

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的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促进了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的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尔维亚新拓展地的促进性影响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暗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的民族复兴速度较缓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的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的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况最坏。

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O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希腊人在经过1821至1829年的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了从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5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瑞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通过促进准备在这一思想意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发展，通过不时地帮助巴尔干革命者从事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二、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它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为时晚得多。有各种因素可以说明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和缺乏土著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不仅存在着相互敌视的这一传统，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来讲，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缘故，还存在着一种干自身不利的优越感。以往好几个世纪里，土耳其人一直打败欧洲的基督教势力，胜利地越过多瑙河、将他们的星月旗插到维也纳城墙下。诚然，17世纪末叶和18世纪时，他们曾在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手上吃败仗。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他们继续统治着拥有数百万基督教臣民的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其本身的优越、对其宗教信仰的优越、对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种优越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土耳其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土耳其人对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轻蔑反映在他们在提到欧洲各种民族时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称号中。他们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香肠的人，称保加利亚人为“流浪者”，称荷兰人为“乳酪商”，称英国人为“无神论者”，称法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称罗马尼亚人为“吉普赛人”。不用说，这种态度无助于奥斯曼帝国和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

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持自己的职位和晋级感兴趣）。这种形势的意义在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的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可清楚地看出米。正是他们，建立起与西方的联系、宣传西方的思想并从事政治活动。然而，在土耳其人当中并不存在一批履行类似职责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间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苏丹谢里姆三世的命运明显地说明了改革缺乏群众支持这一点。谢里姆于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负的革命性质而言，这是具有象征性的、合适的一年——登上奥斯曼王位。谢里姆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有必要在帝国中进行改革的苏丹，然而，他是第一个认识到改革措施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苏丹。他最先根据借用西方的东西而不是回到苏里曼一世时代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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