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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泽东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还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眼里，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计划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王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对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望通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以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①这种说法时，无不气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讲，他如何阻止报纸编辑发表那些挑剔的、牵强附会或存心不良的恶意文章。对江青这个人，在她还不是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时候，周一直对她很好（例如，在50年代周访问苏联期间，还特意到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的疗养院去看望她）。在最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周一直试图同她保持友好关系，但现在这项运动迫使周不得不把江当成敌人来认真对待，而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项运动的某一阶段，邓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标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1973年夏季至1974年夏季的运动期间，他却走好运。

1973年8月秘密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党的十大，对于激进派分子来说，是个胜利。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周意识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讲稿大部分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原文如此。——译注）

邓小平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1956年时）本来是八大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的党代表，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就这样朝着返回党的高层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时，他没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候选人名单上没有他。在当时激进派分子如日中天时，邓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也没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和信任。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地或更老实他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在各省，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投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重新建立许多省的党委会委员或省委书记。毛想把正在党内高层供职的军官换成文官，大大压缩各级党委中的军代表。他还想削弱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的地方权，或许他相信邓的预言，他死后会有军阀混战。总之，他强烈地意识到，除了北京，“枪”现在管着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此意。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有关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牺牲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

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这个建议当时并未立即执行。但邓已被选入政治局。这至少把他同激进派分子的关系摆平了，虽然王洪文、张春桥两人在党内的地位仍比他高，但他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在军队和政府的职权上同他较量了。

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作风丢掉了。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激进派分子也一直盯着邓小平，只要有迹象，他们就断言邓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或说他是崇洋媚外。

邓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他简明的发言并不是要说明中共在有关南北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而是借机阐述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这一最新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自毛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真的美苏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的演说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并在国际间广泛传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他在1963年同苏斯洛夫辩论五天后从莫斯科回来时受到的欢迎一样。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他的敌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辆小轿车驶进了北京，在其后尾随着长长的车队。这非常明显地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三个星期之后，在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见时，邓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恒总理之间的一个位子上。这个位子一向是为主席顾问留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期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智。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O年代、6O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远。

在陪毛泽东与巴基斯但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一套房子。他这祥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分予的监视。但是，现在周确实病得很重。

从周和邓1974年4月在机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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