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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10。“谢天谢地谢人”

比赛开始后,我们上半时就以3比0领先,稳拿3分是没有问题了。中场休息时,我接到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球迷从深圳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上写着:“上半时深圳1比2输海狮”。我知道,那边已经靠不住了。但我没有告诉队员。一会儿,一位记者接到了上海打来的手机,告诉我说上海的比分0比0,河南建业队和豫园队都没有进球。

16点18分,我们与天津万科队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我们拿了3分。上海的比赛还没有完,体育场的所有球迷没有一个离场,他们都静静地站在看台上等待消息。我走到了场内,等待命运对我的宣判。这时,记者和球迷把我团团围住,伸在我面前的话筒有近10个。

“还有3分钟”,中央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告诉我。她拿着电话问我,“此时你怎么想?”我能想什么呢?我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凝固了,激动、期盼、恐惧许许多多含糊不清的感觉紧紧地揪住我的心,让我几乎快窒息了。我便说你别急,等上海比赛结果出来后再说。

这时体育场内的情形,至今想起仍然历历在目。看台上的广播员直接与上海方面通电话,每半分钟报一下:“现在是0比0”、“现在还是0比0”,“现在仍是0比0”……每报一次,观众席上便是一声欢呼。

这3分钟过得非常慢,仿佛是一生的等待。突然,我的大脑像触电一样,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90年带国奥队去泰国时,有一次朋友让我去抽签,结果我抽了个“上上签”,有人还给了我四句话,说我是“小船过滩,道路艰难,程前有路,贵人相助”。“贵人相助”,对,今天一定会有贵人相助,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女记者不断地问我,徐指导,比赛还没有结束,你现在怎么想?

由于有了突然而来的“精神支柱”,我轻松了许多,我说,听天由命吧。尽管我已经感觉到这次冲甲A没有问题,但是我也知道自己的表情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即使我冲上了甲A,还是靠人家帮忙的!

大家耐心等待。就像是等待火箭发射点火一样。“5、4、3、2、1”,忽然,女记者尖叫了起来,几乎同时,球场的广播也响了,一个高亢的声音宣布:上海的比赛结束了,0比0,豫园队与河南建业队打平!主席台和看台上所有的人都跳起来了,我的周围也一片欢腾,欢庆的人群中将我紧紧地包围了。记者们伸过话筒问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突然来了灵感,一宇一顿说了6个字:“谢天谢地谢人。”

球迷纷纷围了上来,许多双手伸过来,拉着我的衣服,有的递上本子要我签名。我此刻的心情难以名状,不得不跑步冲出人群,向休息室奔去。

休息室里非常安静。队员们都静静地坐着,没有升人甲A的狂喜,就像经过了一场练习比赛,毫无感觉。高洪波站在一边,脸上的表情更是有点苦涩。他本来认为,松日队冲甲A是没有问题的,想不到最后还是要靠别人帮忙……我知道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站在休息室里看着大家,没有出声。外面球迷的欢呼声不断传了进来,与屋内的情景形成相当大的反差。我们都呆呆地沉默了很久,直到有人来叫我去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一位球员悄悄地对一个记者说:“徐教练的命真硬啊。”

我活着从地狱出来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很多祝贺的电话,其中还有我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战友高丰文。(本章全)

第六章 大连的天气,是冷了些

1。王健林请我去万达

经历了那“最长的3分钟”,经历了那尴尬的“谢天谢地谢人”,我虽然带领松日冲上了甲A,但结果却不是那么圆满。朋友们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当初不是两副担子一肩挑的话,也许就不会落到靠人家帮忙那么狼狈的“下场”了。

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我也确确实实地感到,要把两样都管好,也太累了。我与松日俱乐部的合同是两年,在冲上甲A后我对潘苏通说,第二年我不干主教练,但我可以留在俱乐部,并把班子组好。潘苏通说,如果你真的不当主教练的话,那我请外国教练了。我说,如果我留在队里,你最好是用中国教练,包括培养一些年轻教练,如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而且在这期间,广州市体委也在考虑请周穗安、陈熙荣,李应发、商端华也打电话毛遂自荐。

潘苏通开始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你留在队里,就由商瑞华、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搞队。”我把这些也向市体委区书记、辛主任等作了汇报。在这期间,这个教练班子实际上已经工作了近两周,还从李勇带的二队那里调了一批年轻队员。这两个星期训练和管理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不当主教练,潘苏通和市体委领导总有点不放心。他们还是想把维尔纳请回来。

德国人维尔纳1996年曾经执教过松日队,因为成绩不理想,没打完一半就把他辞了。但是潘苏通对维尔纳的印象却非常好。他一直认为,当时松日队的成绩不好,并不都是主教练的问题。维尔纳离开松日队,与潘苏通一直有联系。

我曾经与两个外国教练合作过,一个是施拉普那,一个是鲁迪。经过两次与外国教练合作的经历后,我感觉是,我这个人很难与外国教练进行长期合作。尽管与施拉普那的短暂合作是满意的,但长期合作是不行的,因而我还是离开了他。我离开申花,也是因为我不愿意干扰外国教练。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必须这么做。我与潘苏通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请外教,我是一定要走的。

后来,潘苏通和市体委都认为这个班子的组合不合适,还是决定请外教。这样,我就萌生了去意。

也就在这期间,我清楚记得是12月28日的上午,我忽然接到大连万达集团办公室主任黄平打来的电话。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不知他从哪里搞到我的手机号码。他在电话里说:“徐指导,我是万达集团办公室主任黄乎,我们董事长王健林想与你讲几句话。”

在这之前,尽管我知道王健林,但并不认识他,好像也没有见过面。王健林在电话里开口就问:“徐教练,你下阶段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正在帮松日组班子,虽提出不当主教练,但要把班子组好,我与松日的合同是两年。”

王健林也是心直口快:“你不当主教练就别在那里干了,到我这儿来当教练吧。”听了这话,我既有点惊讶但也有点心理准备。因为在联赛结束时候,万达集团打电话给我,不用多说什么,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我心想,这事难成。便说:“王总,谢谢你,我这儿合同没有完呢。”王健林也没有急于让我表态,只是说:“你再考虑考虑吧。”

挂了电话后,我没对任何人去讲。因为我想这事不太可能。

1月16日,我从上海飞回广州,晚上我们几个干部在天河大厦吃宵夜,在座的还有大厦总经理赤玉乾。正吃到一半时手机响了,又是黄乎打来的。他说:“徐教练,你等一等,王董(指王健林)找你说几句话。”

王健林在电话里开口就问:“根宝,上次与你谈的事怎么样了?”我给他问住了,半天说不出来话来。因为我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那时我正忙于组班子,根本没有考虑这事,也没有多想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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