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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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的活。许多人对于活可谓一往情深，他们惯于汇集一大堆杂乱元章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为做出某项决策所必需的量。他们对于某些投资牵肠挂肚，念念不忘，因为他们对这些项目太了解了。我就不同，我会专心于至关重要的事情，当非得由我亲自出马时，我也会发疯似地大干一场，因为我害怕我还会揽上更多的事：当我役必要工作时。我就不去于，悠哉游哉，好不快活。这就是我们工作方式中一个本质性的因素，如果我弄明白了会出什么样的差错，我就会拿出两手来，阻止它！但是，事情的发展可就不是这样，我们得面对它；在单个的股票管理者的业绩中，既有走大运的记录，也有倒霉运的结局，他们将事情弄得条理顺畅，他们就会干得相当不坏，随后他们或许就会变得目中无人，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结果该他们倾家荡产的时候就到了。这些事情我也并不例外，真可谓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生意一切顺畅无阻时，我就感到恰然自得，但随后就开始出乱子。生意场上的事情转瞬即变，千变万化，不可捉摸。要么我去控制局势，要么就让局势控制我。

这恐怕就是一个人永远也不要丧失不安全感的缘由了。经验教导我，通常我能将损失控制在20％的限度内。回过头去看看我的兴衰成败史，在一年里，有关某一特定运作我能损失到20，随后我能亡羊补牢，奋起直追，结果，一年到头结果依旧菲然，这种情况倒是屡见不鲜。

问你是否采纳了一套正式的程序去减少各种损失呢？

答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我又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我会认为起初的看法仍然是站得住脚的，损失则是由外界不可知的缘由造成的，我会宁愿选择买进而不是抛空的方式，我需要弄明白为什么我被放了一次血。

问当事情出了差错时，你又是如何找到罪魁祸首的呢？

答我会感觉到痛（哈哈哈）。我太依赖于动物的直觉了。当我窜上窜下地运作量子基金会时，我的背会让我痛不堪言，我会将这种钻心似的疼痛的最初发作看成一种信号，暗示我的股票行当中又出现了什么乱子，当然，背痛不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出了差错——你知道的。后背是短期股，左肩是货币，哈哈哈！——然而，当我舍此就元他法之时，它却在极力怂恿我打着灯笼就寻找那些走迷的乱子，这可不是运作股票证券最为科学的方法，对吧？哈哈哈！

问然而，你已不再接手量子基金会的管理工作了。

答如果我还弄那事，恐怕我已元暇与你在此谈天说地。长期以来，我单枪匹马卓有成效地管理着基金会，我是这艘大船的头儿，同时又是铲着煤往火里扔的司炉。当我爬上舰桥，摇响了铃，大喊：“左满舵”，随后我就立即钻进机房，实际执行命令。在此期间，我会稍作停顿，气喘嘘嘘，我算一下要买进何种股票，等等，这些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有了一个组织，甚至我已将船长一职托付给了别人，我只是扮作董事会的主席，处理些战略性的大问题。

问你能告诉我，你只是船上的一名乘客吗？

答啊，我得说我还不仅仅于此吧，我像是这条船的主人。

问你会闯进驾驶室，然后接管控制权吗？

答我会去拜访船长，但我却不会去夺权。因为这是一项事关重大的工作，如果我妨碍了那种责任，那就将是十分有害的。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从实际的金融管理事务中退出来的？

答1989年我已经深深地卷人到东欧正在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了。你知道，东欧正是我期盼早日恢复其昔时之光彩的第一故乡，我无法继续料理我的日常事务，不可能再继续守候在电话机旁，我已有点心猿意马。于是，我将金融控制权交给了由斯但菜·德鲁肯米勒牵头的一组年轻有力的金融家。

问然而，你仍然在1992年对英镑挣下了10亿美元的战役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这还是在你将金融控制权移交给了斯但莱之后。他应当由此而名声显赫吗？

答是的，我从未为此而过功请赏，我参与了那一事件的过程，作为一名督查者，我对他说，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承担风险就会财源滚滚，无限风光在险境嘛，我们应当比平常的规模还要大一点，来一次真格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问你对量子基金集团杠杆作用的程度负有全责。然而，在英镑上走短期的最初想法却是他的，对不对？

答是的，他专门槽询过我，但是，最终是由他作出的决定。

问如果没有你的谆谆教诲，他恐怕将永元出头之日，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公正？你难道没有驱使他将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吗？

答我曾建议他打蛇就要打七寸，如果没有我，他倒也或许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所采用的手段并非　总是那样神奇，不可战胜，因为我们只有一些证券在担当风险，或者稍稍多出一些什么吧。

间这就是你所获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在过去的岁月里，量子基金会也对货币的走势做出过某些判断，只是效果不尽如人意。你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答与我在英镑大战中的角色并无出入。1994年我们在日元问题上碰了一同大钉子，当时我们所遭受损失的程度被极大暄染了一番，外界纷纷扬扬地散播谣言，说我们损失了10亿美元，但是，事实却并非　如此。1994年2月，我们损失了6亿美元，但是到年末岁初，我们也将本捞了回来。毫无疑问，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走霉运，我是整个决策程序的一部分，因此，我得承担起责任，就如同我在英镑大战中那样。在确定我们在何处弄糟了事情方面，我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关注于美国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徐徐拉开的序幕。当时，支持日元强劲的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一点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

问你现在在纽约花的时间也不像从前那样多了，你主要潜形于东欧，从事你的基金活动。

答再也不那样了，我现在耗在东欧的时间就比过去的5年要少。

问当你浪迹天涯，你又如何频繁地就商务上的事情与在纽约的办公机构进行沟通的呢？

答只要电话联系畅通无阻，我就每天与办公室聊聊天。

问你会与斯但莱说几句吗？

答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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