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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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战争结束了，犹太人和非犹大人不再分成两个班级。乔治15岁了，他喜欢别的经历了纳粹创伤的同学，他们早熟了。那个创伤在许多同学身上还很明显。坡·特泰尼回忆说：“班里的纪律令人恐怖。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小手枪，带着它上课，有支枪是好事，它使我们显得成熟。但这非常幼稚。”

洛拔岛的居民，包括乔治和他的家庭，于1945年春天来到了洛拔岛——战后的初次回访。他们互讲战时故事，重述他们如何努力生存，谈论近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与他们所设想的战后匈牙利可能发生的事紧紧相连。

他们无不思索一个苦恼的问题：

一个人应离开祖国吗？

躲过了纳粹的屠刀，匈牙利人恶梦初醒。

然而，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了。

索罗斯一家的朋友充满希望，急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另一些人则怀疑，冷嘲热讽。他们只要还能拿到护用，就随时准备卷起铺盖离开。

乔治·索罗斯属于后一类人。他感到，是离开匈牙利向西远征的时候了。

1947年秋天，还在索罗斯17岁时，他便只身离开了祖国。他的哥哥保罗因急于完成他的工程课程，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尔尼，尔后马上去了伦敦，一个听起来对青少年颇富吸引力的地方。多亏他的父亲，乔治才有足够的钱旅行。但在那里当他的父亲给他的供应不济时，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他只能依靠婶婶，她已在佛罗里达安顿下来。尽管英国应该能力索罗斯安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他的钱太拈据，伙伴太少，不能享用这个城市提供给他的东西。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难的小插曲之一。他孤独，实际上已心灰意冷。然而，他仍努力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坐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他半带幽默地思量：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当然，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一个18岁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着他的好运降临。他在伦敦玫笺区的一个名叫夸哥林诺的饭店里当侍者。那是一个贵族和电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有时，当他的现钱用光后，就只能吃一些臭鱼烂虾了。数年后，他回想起当时他甚至羡慕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他没有。

临时工作完了还是临时工作。

1948年夏天，他作为“互助项目”的一部分，转到了一家农场打工。他当时组织了一次罢工，使农场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计酬（而在1990年，他成了金融业的缩影）。由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雇佣工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在塞夫奥尔克，他收摘苹果。他也干过家庭漆匠，以后还常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画家。

零工、贫穷、孤独，事实上无乐趣可言，后来的许多年里，乔治部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我把这些·恐惧端出来一一：并不怎么好。害怕再次触及、掉人那样的谷底。有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

第五章　莘莘学子

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全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

第一节　书山寻路

1949年，乔治·索罗斯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注册上学了。伦敦经济学院，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不管你想从事什么社会职业，还是只想做一名学者，这里都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学院吸引了大批国外学生；一般认为学院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哈洛德·拉斯基就在这里任教。对于象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学生，既想接受经济方面的实际训练，同时，又热切地想学习当前的国际政治趋向，因此，这里更是朝思暮想的天堂所在。

他参加了拉斯基的一些讲座，也选修了1997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米德的课程。“不过”，后来索罗斯表白说，“我没有从米德的课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学院也是一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的乐园，其中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奇·伍恩·海克，一个是富有声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这两个人使乔治·索罗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极大的热情寻求打开那些闭关自守的社会。

侮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农奴制之路》一书中，抨击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是破坏自由繁荣的制度的。

然而，卡尔·波普的影响更大。虽然波普以他的关于科学方法的理论而著称，但是，他于1951年写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却成了乔治·索罗斯理性生活的基础。

年轻的索罗斯已经成熟，他写了一本探索人类社会性质的书。他对独裁统治有深刻的体验，首先是与纳粹党人的接触，尔后是同共产党人的交往。现在，他在英国第一次尝到了民主的甜头。他急切地想把个人的体验放人一个理性的境地。波普的书为他提供了这种框架。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论证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所有的人只能有同一个信仰；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波普所讨厌的国家主义和民族战争。在“开放”社会，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可以互融，而不管有什么样的压力。波普论证说，不管怎样，开放社会是“不确定和不安定”的，它比“封闭”社会要先进。

虽然索罗斯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学士学位课程，但是，他还是决定，在伦敦经济学院再呆一年，直到1953年春他能够获得学位。熟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索罗斯寻找波普，想从这位专家这里学到更多东西。他向波普提交了几篇论文。师生性情相投，波普成了索罗斯的指导教师。

1994年春，卡尔·波普将近92岁，在和笔者的访谈中，他谈到了狈多年前年轻的索罗斯首次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情形。“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我能跟您谈谈吗？’他是个聪慧机敏的学生。我写的那本关于开放社会的书，显然对他影响很大。他时常来与我谈他的看法。我不是他的正式导师。如果现在他把我叫做他的指导教师，他是很友好的。”

虽然索罗斯曾一度和波普相处融洽，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给这位教授留下持久的印象。波普回忆说：“我静听他的想法，但我不向他提任何问题。我没有听到多少关于他的事情。”

波普对索罗斯最大的影响，在于鼓励这位青年学生去思考世界的运行方式，尽可能地提出有助于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哲学图式。

波普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试图把他的智慧传给这位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他无意去帮助索罗斯应付现实世界。哲学，不论是波普还是其他人的思想，都不应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发财之路的地图。

然而，在索罗斯看来，哲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的理论。

在后来的生活中，索罗斯不断引证波普教授的思想作为他在东欧和前苏联进行慈善活动，以加速开放社会的理论来源。他忽视了波普所作出的贡献，不管他怎样粗心大意，把这些理论翻新，或用于在华尔街地区积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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